1935年直罗镇俘虏到上甘岭将军，崔建功的命运拐弯处

魏县老街头那家油条摊子，至今还有人说起“崔小四”小时候偷过两根油条的事。那是1918年的事了，小四当时瘦得像竹竿，家里兄弟姊妹一大堆，他排老四，大名倒是没人记得。直到16岁成亲才算有了个正经名字——崔日发，但村里人还是喊他小四。

他们家祖上其实阔过，说是清朝进士，可惜到了他爹手里，只剩下几亩薄田和满屋子的穷酸气。1920年代初那会儿，有一年闹饥荒，全村都去挖野菜剥树皮，小四娘咬着牙熬稀粥，还不忘骂一句：“要不是你爹没本事，哪轮得到咱喝糠汤！”

后来小四长大些，会识字，是跟隔壁私塾老先生蹭课学的。他娘常说：“这孩子脑瓜灵光，就是命苦。”但聪明归聪明，也没啥用处。1934年魏县旱灾，一家人实在熬不住，他就想着往南走走碰碰运气。

路上遇见仨逃兵，说东北军招人包吃包住，小伙子们一合计，“反正混口饭吃”，便一起报了名。这109师刚从沈阳溃败下来，人心散、枪也缺，好多新兵连扳机都不会扣，更别提什么操练。

部队拉到陕西直罗镇时，小四心里七上八下，一个月前还在地头拔草，这会儿却要端枪打仗。有个老兵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别慌，到时候红军冲进来，你就装死，要么干脆举手投降，他们可比我们厚道。”

真让他说中了。战斗开始不到半天，小四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，他吓得钻进沟壑瑟瑟发抖。一阵炮火过去，再出来就是红军的人影。他被俘后，不仅没受罪，还给分了一碗高粱米饭，这待遇让他怀疑是不是做梦。

“想回家的拿路费，不想回家的留下来。”红十五军团干部问话时这么说。小四愣了半天，“我留下！”理由很简单：这里管饭，还有书读，比外面强多了。他自己后来回忆，那一刻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，就是觉得这些人讲义气，对待俘虏像对自家兄弟一样。

有一次唐天际部长下来视察，看见这个河北娃子傻呵呵地帮炊事班劈柴，就顺嘴聊起来。“你为啥愿意当红军？”“因为饿不着肚子呗！”唐部长乐了，把《辩证唯物主义入门》和《大众哲学》塞给他，“好好看看，将来能用得上。”

这一看不要紧，从此人生观变样。“原来世界还能这样理解啊！”晚上躺炕头，他琢磨革命到底怎么回事。有同乡偷偷议论，说直罗镇之后，被收编的新兵不少，但能混出个人样的不多——小四六十年代成将星，可算凤毛麟角（据1957年魏县地方志补录）。

抗战爆发后，他随部队转战山西、晋冀鲁豫，有一年冬天夜宿太行山脚，据传曾救过当地一户姓赵的人全家（赵老太太80年代口述）。也是在那个阶段，他觉得名字土，把自己改叫“建工”，寓意建立工农政权。据秦基伟晚年忆述，这个改名是在一次夜谈会上定下来的，当时还有段插曲：有人建议叫“建国”，结果被逗笑，说这名字太“大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崔建工带45师一路南征北战，从中原打到贵州，每次开拔前总爱摸摸自己的旧水壶——这是抗日时期缴获日本鬼子的铁皮货，一直舍不得换掉。据45师老参谋李兆荣1982年写的小册子，《随崔师长渡江记》，里面专门提及这只水壶最后留给了一位牺牲的小通信员作纪念品，现在已经找不到踪迹。

1951年底，本来说好可以探亲，却临时接令入朝作战。当晚炊事班特意加餐煮鸡蛋，全营上下都知道，这是出征前最后的团圆味道。“鸡蛋敲碎才能吃，人嘛，总不能一直等机会。”他说完笑眯眯地把蛋递给副官，让大家先尝尝热乎劲儿，然后点烟沉默良久。这场景多年后仍有人念叨（引自《志愿军英烈访谈录》第三辑）。

到了朝鲜，上甘岭之役已箭在弦上。当初秦基伟一句话压顶：“守不住阵地，就别回来见我。”这种压力谁顶得住？可也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冲。不少史料描述美方火力密度惊人，其实坑道里的滋味更难受：湿热、黑暗、空气浑浊，经常一天喝不上几口净水。有幸存者回忆，为了解渴，用舌尖舔泥墙上的冷凝水珠；有几个山东籍士兵甚至悄悄藏起腌萝卜干分食，因为咸菜能逼出唾液，好吞炒面（摘自2021年央视采访资料）。

敌人的攻势猛烈，美韩联军动用了毒气弹和汽油弹，据称某次夜间突袭险些点燃整个主坑道，多亏防化班提前堵死通风孔，否则损失更重。这些细节，在电影或官方报道中极少提及，但据幸存者张宝林2010年来信描述，当晚坑道内烟雾缭绕，有年轻新兵靠搂抱取暖才挺过去，一觉醒来耳朵嗡嗡响整整三天听不清指挥号令。

每次反击结束，崔建工都会搬张折叠床睡指挥所旁边，自嘲睡觉如同站岗。他喜欢抽叶子烟，是河南产的大叶种，用布袋装着，每当情绪低落就掏出来卷上一支，也许这是唯一慰藉吧。同僚王世友曾调侃，“你再这么抽，下辈子准保还是‘苦命司令’。”

黄继光堵枪眼那件事情发生后，上级特批全体官兵休息半小时——这种待遇极罕见，大多数时间都是连轴转。不少参加过那场恶仗的老人讲起细节，总忍不住哽咽，比如欧阳代炎炸碉堡牺牲当天，还托付邻居照顾母亲，如今墓碑就在故乡石桥村东坡下，被杂草遮盖快看不到字迹。（石桥村党史馆2019年度展览记录）

胜利消息传回国内，全国各地送锦旗无数。但电影上映以后，有熟悉内情的人摇头感慨：“银幕上的血雨腥风，都还温柔呢！”其实最真实的是那些活下来却夜夜失眠的普通士卒，他们嘴笨，不大会讲故事，只会默默坐在院坝晒太阳，对孙辈偶尔冒一句“小鬼，你知道啥叫‘伤心岭’吗？”

1954年底，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公布，第15集团第45师原任师长正式登记为“崔建功”。秘书处写错字母，把结尾那个"gōng"音误拼成"gōn"，差点印刷错误流传出去，被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纠正。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会议记录显示，此类乌龙并非孤例，当时不少英雄人物因生僻姓名屡遭登记难题，比如桂永清与桂永庆二人的表格长期混淆。（中央档案馆内部通讯1963年第12期）

至于余生如何度过？坊间流传一种说法：武汉某医院退休护士陈阿姨认定，她90年代末照顾的一位耄耋老人就是当年的“伤心岭司令”。老人平日寡言，很爱喝莲藕汤，每逢阴雨天气总喜欢站窗台望向汉江方向。一旁病友问他怕冷吗？老人摇摇头，只淡淡答了一句：“我是北方汉子，在雪窝窝里熬惯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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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信源：《志愿军英烈访谈录》《随崔师长渡江记》《中央档案馆内部通讯》及地方民俗口述材料等综合整理。如需考证，请以官方出版物为准。